科举制度的实施，为隋唐以后中国社会的人才选拔、教育平权、文学创作、社会习尚，乃至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一般来讲，科举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年），终结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上折“停罢科举”，光绪诏告天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年。从隋开始逐渐为后代所继承，从而影响了中国教育上千年。
一、科举的考生来源
唐代科举考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六学”和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这“三馆”的学生，以及各州、府、县学馆的学生，称为“生徒”，他们通过学校考试合格后，便可参加尚书省的科举考试，即“省试”；二是各州县选出来应试的一般读书人，赴京城参加考试的称为“乡贡”；三是应诏参加以皇帝的名义下令举行“待非常之才”考试之生员，统称为“制举”。
考试科目有常设、非常设和特设科目，《新唐书·选举志上》列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十九个科目，实际上常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其中又以明经、进士两科尤为士人所推崇，报考人数也最多。如明经科考试主要靠对儒家经书及其注疏的记诵之功。虽说这也并非易事，但由于它的录取比例高，大约每十人能有一二人被录取，所以一般读书破万卷的人曾多趋向于明经。但是唐中期以后，由于朝廷的倡导，世人有重进士而轻明经的倾向，其地位逐渐衰落。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中的秀才科，重在选拔博识高才、出类拔萃的人才。考试标准极高，每次录取不过一、二名。唐代科举各科目中，最为时人重视、最为显贵的是进士科。进士科始置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年），被认为是科举制度创立的标志。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与方式，唐初沿隋制，只试时务策五道。
进士科考试贴经，其内容最初为《老子》，三条皆能为及格，后来加贴其他儒家经典，十条通六者为合格。杂文两篇，最初是不同载体的文章，后改为诗、赋，以“洞悉文津”者为合格。时务策，出题范围广泛，举凡吏治、财政、防务、漕运、风俗等方面，都可能成为策问的内容。
科举特别是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铨选的主要来源，不仅反映了唐王朝以文化考试作为主要途径、以文化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得到落实的状况，也反映了广大士子把科举作为入仕之途、涌向进士科者日益增多的现实。极大地提高了科举特别是进士科的地位，以至于有的高级官员因自己“不以进士擢第“为平生三大恨事之首。
二、科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与世禄世卿制度重视血缘姻亲、察举征辟制重视品德修行、九品中正制看重门第相比，科举制度则强调应试者的文化素养及对现实问题的洞察思考，是在人才甄别选拔使用上的相对公平与极大进步。它打破了地方官吏和世族豪门对人才擢拔上的垄断，为大批非士族出身乃至寒微出身的平民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参政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更广泛更频繁的流动。
从而使得古代执政者可以更宽泛地吸引、笼络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的繁荣与昌盛。广大士子通过自身刻苦努力来使人生价值得到最大实现，对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和社会风气转为向上进取产生深刻影响。根据唐代法令，科举及第者，其本人和全家可免除赋役，这种鼓励仕进的具体措施对全社会重视学而优则仕产生影响，并促进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普及推广。
其次，进士科考试尤重文词，必然对唐代及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唐以后把诗赋的考试改排到第一场，进一步加重了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分量。诗歌的繁荣与科举考试不无关系，经由南朝以来声律形式的发展以及陈子昂等人去豪华见真淳的更新，加上骈文与这种韵律形式的接近，都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发展。起初是为提高应试举人的文字水平，所试杂文多为箴、表、铭、赋之类，但由于以诗歌应制、奉答、酬和已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形成风气，故诗歌在投刺干谒、制造声誉方面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以诗歌为进士录取主要标准，便在天宝年间最后确定下来。中晚唐诗歌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方面的娴熟运用，不无其推动作用。而为进士登科及第请托准备的行卷温卷等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诗歌、传奇等文学形式的发展。唐代统治者利用科举中考试科目的增设来达到崇尚或推行某种学术和思想的目的。
其三，当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特点以及全国考试制度中的畸轻畸重，加上统治阶级依现实需要所制定的一些文化政策导向，都造成了唐代学术发展中的偏颇，表现为文学艺术史学等人文学科的高度繁荣和科学文化的相对迟滞。与人文文化相对繁荣相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却黯然减色且发展极不均匀，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唐代社会的技术需要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许多科技发明和技术进步多与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个人的喜好以及民众直接的生活相伴而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对生的渴望的逆反心理，对人生永恒的追求的物态体现，使道教的炼丹炉火长燃不熄，化学致有些微发展，由于工程水利等实用计算的需要，使传统的代数学有突出发展。同时又能因更多作为演算论证天文历法的工具而不得独立发展。唐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可称道的有两项：医学和天文历法。医学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维持身体素质和战争需要的一门学科，历来有传统的延续。
三、科举对教育的影响
1.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促进
科举制度的实行，使掌握一定知识的平民，不用推荐，就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必然给世人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强烈印象，加上统治者的鼓励和倡导，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其结果是促进了唐代学校的发展。由于唐代科举考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学馆”推荐的“生徒”，这就决定了科举制度的实行与学校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唐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培养合格的科举应试“生徒”，因此，为造就科举考试而发展起来的学校，就在唐代从京城到各州、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代学校有官学和私学，官学中又有中央所辖学校、地方学校和特殊学校之分，唐代中央所辖的学校，集中在长安与洛阳，即隶属于国子监的“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在校学生都是贵胄子弟。
国子学是唐代最高学府，主要招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国戚皇亲子弟，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郡县官吏子弟，四门学主要招收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的子弟。律学、书学、算学主要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学生主要招收八品以下文武官员子弟和庶人子弟。唐代中央管理的学校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育机构，如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它们既是政府有关的文化行政机构，又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唐代的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域分别设立。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朝廷对于各级官学的教学人员和生员名额还有明确的规定。州、县之下，还有乡村学校。
唐代乡村学校的学生成绩，优秀应试合格后可入州学、府学学习，州、府学的学生学成后，合格者作为“乡贡”选送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入选国家直属的四门学。从村学、乡学、县学读书启蒙，然后由县而入州、府，由州府而入京城，这是唐代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路径。唐代地方官学的普遍设立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的推动。国学的生员是直接为科举考试输送的，学校的拥挤，直接反映了科举制度对教育的推动。
2.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制约
学生入校学习，是为了科举应试走上仕途，学校教育的目标也逐步放到了培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上。其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必然进入科举的轨道。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为科举设置科目，中央各学的课程设置，基本是科举考试的科目，而考察学生学习成绩采用的方法也大抵是科举考试的方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的教学内容，都是按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而且与科举考试相对应，同样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同样规定通二经者必须是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者必须是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必须是大经全通；同样把《论语》《孝经》列为共同必修的课程。
律学、书学、算学的课程设置也同科举考试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考试的科目完全相同。中央各学如此，各地方官学、乡村学校乃至私学教学也无不在教学内容上努力同科举考试对接。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学校普遍学习作诗的现象，都折射出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内容的影响。唐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引导和制约，对于学校教学内容和标准的统一和规范，科举科目中的明法、明算对学校教育中加强律法、数学等内容教育的影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史记载中多有刻苦读书、应试中举的实例。但因它的影响，学校在考核学生学业时也完全采用科举考试诸如贴经、墨义等方法去考试学生，其结果必然助力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扼杀学生的创造性，对后世学风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一直影响着中国历代学生与读书人的智力结构、知识素养的构成。
总结
科举考试制度对提升全民族重视教育的影响，对普及社会民众文化素养，构建国家层次的完备教育体系，促进民间教育养成重教传统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来东北亚、东南亚周边汉字文化圈，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教育体制，对英国文官制度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对如今各类“国考”、“司法考试”、“课程考试”、“职业资格考试”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策文、贴经乃至后来的八股文，作为一种写作方法与考试类型，也对训练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特别是训练人们独特的分析能力都有着不可低估影响。
多年之后，国人们正是在总结反思传统科举考试为主体的教育制度体系、借鉴西方近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全面逐层推进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今天的新格局。我们相信，在充分反思借鉴科举考试利弊的基础上，有关教育改革步伐仍在迈进，仍在不断探索中前行。